連日來，江蘇省常州外國語學校(以下稱常外)500名在校生疑似因化工廠污染地塊中毒一事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常外8年級學生家長張強(化名)已記不清這半年來有多少次與當地政府、學校發生爭執，這樣的“拉鋸戰”讓眾多家長筋疲力盡。

他一直不知道學校對面曾是化工廠。直到去年12月，學校里開始彌漫越來越濃的異味，隨后很多學生去醫院體檢，分別發現身體出現了問題。

張強發現，從2013年學校開工到2015年8月學生入學，學校對面的那塊“毒地”一直在修復中。家長和學生質疑，學校和政府部門在建校前都應該知道對面是一塊尚未完成修復的“毒地”，但家長和學生卻不知情。

4月18日傍晚，張強站在常外門口等女兒下課。他雙眼滿是血絲，談到這個話題很氣憤，反問道：“到底是孩子健康重要還是項目發展重要?”

環保部通報中的“毒地”

當在電視上看到那幾個數字，張強驚呆了。

據央視報道，在一份常隆地塊項目環境影響報告上，這片地塊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機污染物為主，萘、茚并芘等多環芳烴以及汞、鉛、鎘等重金屬污染物，普遍超標嚴重。

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濃度超標達94799倍和78899倍，四氯化碳濃度超標也有22699倍，其它的二氯苯、三氯甲烷、二甲苯總和高錳酸鹽指數超標也有數千倍之多。

這塊面積26.2公頃的土地，在去年12月之前，張強一直以為是農地，在政府的規劃里，這將是繁華的商場。他沒想到這里曾是3家農藥化工廠，規模最大的江蘇常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常隆化工”)建廠于1958年，使用該地塊長達52年。

盡管常隆化工早在2011年就搬走了，但曾在常隆化工工作了30多年的退休員工胥建偉舉報，常隆化工在搬遷過程中曾將大量危險廢物埋于地下。

今年1月中旬，常外停課后不久，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會同江蘇省環保廳、常州市政府等組成調查組，到現場展開全面調查。他們也找來舉報人指認“埋毒”地點。“在現場鉆了30多個孔，花費了100多萬元，花了近半個月，最后也沒有發現舉報所說的危廢，只有搬遷過程中不小心遺留在現場的兩小桶除草劑，總共只有30公斤。”常州市新北區環保局的一名負責人回應。

胥建偉認為，沒有找到填埋危廢的原因是環保局提供錯誤圖紙。拆完了廠房的現場早已變成一塊荒地，沒有任何參照物。

但“毒地”還是存在的。今年1月29日，環保部公布了2015年12月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反映的環境案件處理情況。其中，常隆化工被曝出在原廠址偷埋固廢。

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暗查發現，常隆化工已拆遷完畢的常州農藥廠原廠區，挖掘出約1500土石方受污染土壤，南側正在進行土壤修復作業。另外，常隆化工還被發現處理廢氣、廢液、廢渣的焚燒爐擅自停運。

對此，常州市環保局委托上田環境修復股份有限公司對填埋區域進行鉆孔勘察，現場挖掘出廢鐵桶(內有少量黑褐色粘稠物)兩個、除草劑產品3包，共30公斤;含刺激性氣味的黑色淤質土壤約1500立方米，另混有磚塊、水泥塊等建筑垃圾若干。

采樣后的樣本檢測結果顯示，主體成分為土壤，部分成分與建筑材料相似，部分有機物因子(總石油烴和4-氯甲苯)超標，其成分和常隆地塊內其他土壤基本一致。

經檢測，土壤污染物系總石油烴和4-氯甲苯超標，前者是目前環境中廣泛存在的有機污染物之一。

同時，環保部還表示，江蘇省環保廳督促當地政府加快原廠區土壤修復進度，妥善處置新發現的污染土壤，徹底消除環境隱患等。

4月18日，常隆化工原址上已砌起3米高的圍墻。圍墻內，一臺挖土機正在作業，高土堆上種了樹。

未被認同的土地修復計劃

公開信息顯示，2009年，常隆地塊3家化工企業完成搬遷，2011年完成拆遷平地。同年，當地環境部門調查后認定：“根據場地調查和風險評估結果，該地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用于商業開發的環境風險不可接受，必須對土壤和地下水實施修復。”

2013年，常州黑牡丹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黑牡丹公司”)開始對污染場地開展土壤和修復工程。但該項目最終未達到預期目標。

網上流傳著一份《三江口地塊土方開挖及樁基工程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表》，日期顯示是2014年3月，編制單位為江蘇省環境保護廳，建設單位為黑牡丹公司。

從報告可知，常隆污染地塊包括三江口地塊，占地面積近14公頃，土方開挖和樁基建設施工周期原定為2014年4月~12月，項目投資7700萬元。

據常州市新北區區域規劃圖，該地塊場地的土地利用性質發生改變，調整為二類居住用地、綠化用地、市場用地和公共設施用地。

直到2014年3月，常州立項正式對常隆地塊進行修復，投資預算近4億元。

當地政府開始一輪修復，但因刺激性異味太大，被迫暫停。據常外校長曹慧介紹，早在2014年年底，常外隔壁的一所學校就有家長曾向政府投訴“對面飄來異味”。

據常州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徐圃青介紹，該工程主要針對商業用地功能進行修復，方法是將污染土壤挖出，再運到水泥廠進行異位修復。工程原定于2015年4月完工，但2014年水泥行情不好，導致原定修復工期嚴重拖后。

2015年12月，僅對3個重點污染區域進行試挖，挖出的污染土壤暫存在堆場未運走。也就是說，地下水修復工程當時還未開展。

斷斷續續的修復工作以及濃烈的異味招致家長抗議。1月15日，常州市新北區政府作出決定，將該地塊由商業開發調整為生態公園。

常州市政府通報稱，“鑒于常隆地塊周邊環境以及敏感目標的變化”，原修復方案會對周邊敏感人群產生一定風險，故此將土壤修復方案調整為覆土、綠化、讓污染物質自然降解的方式，并將土地用途更換為綠化及公共設施用地，用生態公園取代了原計劃中的大型商場。

據介紹，1月15日修復方案調整為在受污染土壤上層覆蓋黏土，并不繼續清除地下的污染物質。1月20日，調整后的修復方案通過專家評審，修復工程隨即再次啟動。2月2日，現場施工完成。2月15日，工程通過驗收。

修復方案的徹底改變卻讓家長們質疑。有專家表示，新修復方案里，黏土層的堆高需要充分的計算和論證，還要考慮地塊外的防護措施。從1月15日土地規劃用途更改到1月20日專家評審通過新方案，僅用時5天。

一位參與過土壤修復的企業人士介紹，土壤的修復涉及檢測、評估、設計、施工、監理、驗收等多個環節。目前，大家對土壤修復的了解還不夠，遇到污染嚴重、面積大的污染產地，甚至會要求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修復工作。

也有專家提出質疑，覆土封蓋若要應用于化工場地污染，只能作為一種臨時性處理方式。化工廠產生的污染土壤，其自然降解的能力很弱。如果沒有進行隔斷處理，將來可能會造成新污染轉移，會給“毒地”附近居民區和學校帶來長期威脅。

常州市政府回應說，修復調整方案獲得國內知名專家咨詢評估，并通過專家驗收，目前，還將持續開展周邊敏感目標的空氣、土壤和地下水監測工作，“該地塊的生態隱患是可控的”。

為了利益，還是為了公益?

早在2013年，菲律賓SM集團在常州市新北區龍虎塘鎮挑選了一塊19公頃的土地，要在這里建造一個大型購物中心和城市住宅集為一體的商業綜合體。該地塊就包含在常隆地塊內。

如果不發生這次風波，也許這塊“毒地”順利轉型，且會成為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完美案例”。

從2008年開始，包括常州在內的蘇南地區迎來一輪經濟轉型。作為產業結構調整和化工整治的重要時期，一大批老工業企業搬出城區。常州在全國率先開展了關停化工企業原廠址土壤污染調查，年內完成首批35家關停化工企業原廠址土壤污染調查。

其中，常州化工廠地塊污染場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復工程處理污染土壤42萬噸、地下水54萬立方，創下“單個污染場地修復體量全國之最”。

2012年，常州市環保局在工作報告中提到，常州在江蘇省率先制定、實施了管理辦法和工作流程，國內首創在土壤修復工程施工中引進環境監理，實施全過程嚴格監管，而且在國內率先全面開展關停化工企業原廠址土壤污染調查，常州市污染場地調查與修復工作已走出常州特色，形成“常州模式”。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7月，常州市共完成了75家工業企業的遺留污染場地調查。

“毒地”修復似乎成為常州轉型的必經之路

此次被推上風口浪尖的常隆地塊正是常州市第二個實施土壤和地下水一體化修復的農藥類污染場地修復項目。該項目還入選了環保部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試點備選項目。

土地修復所要承擔的是高昂的修復成本。江蘇一家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劉剛(化名)介紹，這類“毒地”需要開發商承擔一定的土壤修復成本，轉讓價通常低于通過土壤修復工程驗收的全凈土，這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高昂的修復成本給財政帶來的壓力。

常州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徐圃青表示，場地修復的價格很高，沒有資金平衡，地方政府不會去做這樣的項目。

新北區政府環保局一位官員稱，無論是之前的修復方案，還是目前變更土地使用用途后的修復方案，其成本一直都由政府承擔，“具體數額我們不掌握”。

2012年，當土地修復還在進行時，新北區就給常外發放了土地規劃許可證。第二年，常外順利拿到建設規劃許可證。這個可以容納2500人、投資3.1億元的新學校與“毒地”只有200米遠。

這所2001年由江蘇省常州高級中學獨資創辦的私立學校，初中部每年的中考分數和升學率在當地是“首屈一指”。小升初擇校競爭中，學校成為家長“擠破腦袋”的選擇。在“毒地”風波中，很多家長遭遇現實尷尬，他們堅持讓學校搬遷，而不是讓孩子退學，“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學校了”。

常州市政府的解釋是，城市人口進一步向常州高新區、產業園區集聚，新北區也急需更為豐富的教育資源;常州外國語學校的異地重建和搬遷，不僅可緩解交通壓力，也可大大提升北部新城教育的總體水平和綜合實力。

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錦樓說，在土壤修復問題上，國內外最大的差距在于理念。國外重視調查、防控，不得已才去治理修復，國內仍停留在開挖、異位等快速修復上。而這些工作更多是出于房地產開發的需求。

如今，這個被推上風口浪尖的項目，對常州相關政府部門來說變成了一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的教訓：除了要承擔修復成本，還要放棄一項2.9億美元的投資，在利益和公益的選擇上可能也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