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如何流動，完全是看制度。美國的醫療體制是不是中國醫改的目標呢？我認為，美國不應該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但是美國制度中的很多理念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了解過很多國家的醫療制度，都覺得別人好，但是千篇一律的“感慨”是：制度不一樣，我們是學不了的。其實，“學習”與“照搬”是不同的概念，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學習人家政府辦醫的理念呢？為什么不可以參考或改良一些好的制度呢？說多了美國的例子，現在就說一下英國的。在英國，90%的患者由全科醫生首診，需要轉診的僅10%，絕大多數由全科醫生完成治療，醫院的宗旨就是少設門診。我們中國呢？2012年，全北京總診療1.92億人次，其中在社區中心就診的人次僅占21.3%，三級醫院則承擔了42.1%，而且在協和與在社區看病，醫生服務價格相差不多于2元。

過去，我們批判“貪大求洋”的思想，現在“貪大求洋”的思想在醫療行業非常盛行。大醫院伴隨著大門診、大醫療、大設備、大住院，而人們的就醫觀念也是：有大醫院，我為什么不去大醫院呢？現在，我們提出要控制公立醫院盲目擴張，要大醫院分流病人，但一直不能奏效。按理，像中國這樣的體制，要糾正大醫院門庭若市的現象本比其他國家更有優越性，為什么做不到呢？關鍵點在于地方政府已經沒有辦法“供養”醫院了，實際上是“放養”了醫院，而醫院卻在非常狹隘的管理思維下將醫生“圈養”了，把醫生當作每一個醫院的私有財產，甚至有人擔心“把醫生都放出去了，那么多專科醫生怎么活啊，專科醫生培養多難呀！”這種懷疑正好說出了現行制度的弊病！確實需要好好反省中國醫生的培養與培訓，為什么培養出來的醫生差異這么大？是醫院不夠大的問題嗎？如果認為只有在大醫院才有專科醫生，專科醫生只有在大醫院才能活，這叫什么醫療制度呢？如果一個大醫院的專科醫生離開了大醫院就活不了，這怪誰呢？在市場化的美國，醫生的培養是國家的任務，培養出來的醫生不管在盈利性醫院還是在非盈利性醫院，他們都是為民眾服務。假如醫生是社會的，醫生的服務是為民眾而不是為醫院，那情況又將如何？比如，美國麻省總醫院雖然是叫“總醫院”，但床位不到1000張；克利夫蘭診所是美國最大的醫療機構，但醫院總部也只有1400張病床，整個系統也就4000余張，人家叫的還是“clinic（診所）”呀！可它擁有心血管、泌尿、病理等好幾個全美國最好的專科。這clinic擁有5萬醫生，難道這些醫生都是醫院養的嗎？

《人民日報》關注到醫生流動最后一公里的問題，這一公里障礙貌似在院長，其實不全是。醫院院長不同意自己培養出來的醫生自由出入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但是他們有兩個重要的結：一是留住有用的人與淘汰無用的人。目前，有一些人留在該醫院難以發揮作用，但在其他醫院也許更能發揮其特長。對于這些人，有醫院想炒但炒不得，有醫生要走但走不得，人員難以流動。二是“我是院長”和“我不是院長”的結。我曾經在一些研討會上直接問院長：假如你不是院長，你支持醫生多點執業嗎？院長很坦率地說：“當然支持！”顯然，院長的內心其實也希望多點執業，所以這是一個屁股指揮腦袋的管理問題。歸根結底，這些結的形成是制度所造成的。假如院長的最長任期不得超過10年，那么他不會不為自己將來的后路著想。

《環球時報》一份環球輿情調查表明，多半百姓對于醫生的多點執業持對公立醫院的影響持積極正面的態度，其中，52.6%的百姓認為會“增加執業醫師的合法收入，提高工作滿意度”，48.2%的百姓認為會“提高大醫院間的橫向交流與合作”，47.5%的百姓認為會“促進醫療新技術的推廣和發展”。同時，也有42.9%的百姓對于醫生多點執業持負面影響，會覺得“醫師精力分散，醫院的醫療質量難以保障”。

我們再設想一下，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醫生走向社會人的時機日趨成熟，禁錮醫生帶來的結果就是醫生逃離，因為別的醫院開出更加寬松的就業條件吸引醫生。假如其他政策障礙也打開了，編制取消了，福利社會化了，醫生不再憑“論文”和“職稱”定工資獎金了，支付制度改革了，一個開放式的醫療市場形成了，那么醫生就不在乎醫院的等級，自然就流動起來了。這時候，院長的思維方式可能就會發生改變，從醫生求我到我求醫生，因為醫生選擇的是適合自己發展的醫院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