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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日趨增加,并已成為當今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犯罪是一種社會適應不良行為,可能與罪犯自身的個性特征有密切的聯系,國內學者對該問題作過一些調查研究[1-5],他們主要采用EPQ、MMPI、SCL-90等人格調查表,證明犯罪與人格特征有一定關系。CPI可用于對學業成就、創造性潛能、管理潛能、工作績效、A型行為、違法及社會偏離行為等方面的研究和預測。為進一步證實以往研究的結論,本研究采用楊堅、龔耀先等修訂的加利福尼亞心理調查表(簡稱CPI-RC)[6],對某監獄342例成年男性罪犯作了測查,以了解罪犯的個性特征,為預防犯罪和罪犯的改造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擇某監獄男性服刑罪犯342人,其中盜竊犯罪170人(Ⅰ組),暴力犯罪172人(Ⅱ組);年齡20歲以下12人,20~24歲88人,25~29歲126人,30~34歲76人,35~39歲25人,39歲以上15人;文化程度小學114人,初中192人,高中及高中以上36人;未婚253人,已婚89人;農村242人,城鎮100人。
對照組166人均為男性,年齡20歲以下18人,20~24歲136人,25~29歲9人,29歲以上3人;文化程度均為高中以上在校學生(包括統招、成教生),80%以上來源于縣鄉村,同時參考全國常模[7]。
1.2 方法
用CPI-RC心理調查表,由專職技術人員在監獄“心理咨詢室”工作人員及監獄干警的配合下,進行集體測驗,從398例罪犯測驗資料中剔除不合格(漏答、抄答、填寫不規范并結合Wb、Cm、Gi三個量表判斷無效資料)答卷56份。對照組由專職教師課堂集體測驗,從中選出合格答卷。評卷計算粗分,查T分表得T分值。
將三組有效答卷的結構量表V1、V2采用粗分劃界,劃分出Alpha型(外向-常規趨向),Beta型(內向-常規趨向),Gamma型(外向-常規異向),Delta型(內向-常規異向)等四種人格類型。根據V3粗分的高低劃分自我實現水平等級:5~19(低水平),20~29(較低水平),30~39(平均水平),39以上(較高水平)。
另外,對罪犯及其家庭情況按自行設計的調查表由罪犯各自填寫。
2 結 果
2.1 罪犯組與對照組CPI T分比較除社交性(Sy)各組間未發現差異外,其余各量表分均呈現不同程度差異。支配性(Do)、進取能力(Cs)、社交風度(Sp)、自我接受(Sa)、獨立性(In)、通情(Em)、責任心(Re)、社會化(So)、自我控制(Sc)、同眾性(Cm)、適意感(Wb)、寬容性(To)、順從成就(Ac)、獨立成就(Ai)、智力效率(Ie)、心理感受性(Py)等量表分罪犯組明顯低于對照組。各量表低分(30以下)者,兩組罪犯均明顯多于對照組,高分(70以上)者對照組明顯多于罪犯組,但高分者不多。對照組各量表與全國常模比較除Cs、Sa接近,Fx(靈活性)較高外,其余17個量表均明顯低于常模,罪犯組各量表分明顯低于全國常模。盜竊組(Ⅰ組)與暴力組(Ⅱ組)兩組間除Re、So、To、有顯著性差異外,其余17個量表均無差異。2.2 罪犯組與對照組人格類型比較
罪犯組與對照組呈現顯著性差異。對照組以外向-常規趨向型和內向-常規趨向型為主,且內向-常規型多于外向型。罪犯組則以外向-常規異向型和內向-常規異向型為主,且盜竊組外向-異向型多于暴力組。
2.3 罪犯組與對照組V3水平比較
V3低—較低水平者:Ⅰ組占82.94%,Ⅱ組占74.42%,對照組占40.96%;而V3平均—較高水平者:Ⅰ組占17.06%,Ⅱ組占25.58%,對照組占59.04%,對照組V3水平明顯高于罪犯組。
3 討 論
罪犯組20個量表中17個量表明顯低于對照組,表明罪犯這一特殊人群的自我確認、人際適應、社會價值內化、成就潛能、心理感受性均較對照組差。人格類型分布,罪犯以Gamma型與Delta型為主。Gamma型人格特征者興趣指向外部世界,難以接受傳統習俗價值系統,懷疑論者,對事物不完善處較敏感,并持抵制態度,最差者難以管束,偏狹自我放縱。Delta型人格特征者興趣指向內部世界,難以接受傳統習俗價值系統,愛沉思默想,有些怪異,情感疏離,最差者有較嚴重的內心沖突,容易失去心理平衡。罪犯V3水平低進一步證明他們缺乏自我確定感,對變化不定和復雜紛繁的事物感到無從適應,容易在生活中受到打擊。研究結果還表明兩類罪犯人格特征基本類似,雖盜竊組人格缺陷者較暴力組多些,但無本質區別,與劉確君等用EPQ研究結果相似[8],與李凌云等神經癥者Delta型多,V3水平低相似[9]。
罪犯以上不良人格特征一般在入獄前即存在,在特定條件下(消極的社會環境、不良的家庭環境、學校的教育缺陷)和罪犯內在原因(意識低劣、文化知識水平低下、人格障礙)的影響下可由不健康心理轉化為犯罪心理。因此有人認為,在獄中改造時不僅要強調罪犯個人行為特征的糾正,更應注重他們的心理與人格的矯正[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