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醫學的變革從體系上看是由以中醫學為主導的傳統醫學體系向以西方醫學為主導的近代醫學體系的轉變。直至本世紀初，以醫院為中心的西醫模式與以個體開堂行醫的中醫模式尚處于平衡狀態。盡管前者在眼科、外科等手術學科上有明顯優勢，但內科疾病的治療，在化學藥物，抗生素維生素等發明之前，并不優于中醫。近代醫學在中國的確立更多應歸功于公共衛生事業的引入和創立。

　　如果說傳教士醫生是無意中選擇了牛痘接種法作為西醫打開中國的鑰匙，那么公共衛生事業成為西醫在中國立足的基礎卻并非偶然了。西方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由于工業革命導致人口的高度集中，當時工人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極度惡劣，因而造成職業病發病率高和傳染病的廣泛流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所出現的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重視。許多醫學家和社會事業家對于工人階級的狀況進行了大量的科學調查，因此促進了衛生學的發展。19世紀下半葉微生物學的發展，多種致病微生物的發現更進一步地推動人們采取積極措施來預防傳染病的傳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公共衛生成為近代醫學一個重要方面。當西醫臨床治療與中醫臨床治療難分伯仲時，公共衛生學的引入無疑為西醫在中國的地位增添了法碼。

　　清末我國的某些大中城市已有了管理公共衛生的機構，但多為外人辦理且影響不大。辛亥革命以后，我國地方政府開始了我國自己公共衛生事業的創建。1912年廣東省衛生處成立，李樹芬被任命為處長。衛生處開展了大量的公共衛生工作：1、規定開業醫生在發現8種傳染病后必須立即報告，8種傳染病是鼠疫、霍亂、天花、麻風、傷寒、白喉、產褥熱和狂犬病。2、成立隔離醫院，建立清潔消毒隊。3、收集和檢驗死鼠，開展預防鼠疫宣傳工作，免費施行預防接種。4、預防天花。5、使城市沒有麻風病人。6、開展死亡登記。除廣東之外，福建、杭州、上海等省市也采取了防止傳染病傳播，加強公共衛生的措施。

　　與傳染病防治有關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傳染病院，也逐步建立起來。1915年，北京建立了第一家傳染病醫院。在此之前北京的公共衛生是比較落后的，天花、猩紅熱、白喉等常見傳染病，嚴重威脅城市居民的健康。為加強首都的衛生工作，北洋政府內務部決定設置傳染病院。同年，在青島也開設了一所有100張床位的隔離醫院，加強傳染病的控制。1920年上海也開設了傳染病醫院。

　　公共衛生是具有社會性的事業，其發展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國的政局又處于大變動中，公共衛生的發展處于艱難的困境。但各地的醫務工作者仍繼續開展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1920年，廣州設立自治市，將原來的衛生行政處歸于市府管理，加強了公共衛生管理。該處新設衛生及預防二科及衛生教育和生命統計兩個辦公室。該處負責的工作有：1、街道清潔；2、對公共場所衛生的監督和管理；3、出生、死亡、結婚及其他生命統計登記；4、醫生、藥店及私人醫院登記；5、公共衛生實驗室，傳染病醫院，精神病院管理等。廣州的公共衛生工作是中國醫生在一個有限而必需的規模上開展公共衛生工作的初次嘗試。

　　1920年，鐵路醫官王吉民和女青年會的麥卡(Mack）在杭州發起了一個健康嬰兒運動，并得到有關部門的贊助。該運動包括3個主要部分：1、衛生教育；2、嬰兒服裝、食品、用具展覽；3．為嬰兒體檢，并對母親提出指導和建議。1922年5月，蘇州成立了一個公共衛生聯合會，開展衛生宣傳，舉辦免費診所。長沙也成立有類似機構，并在1915年和1923年舉行過二次大的衛生運動。

　　由于政局動蕩，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是零散、自發的，雖然在局部地區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間斷地，加上當時的公共衛生工作本身也缺乏完整性、系統性。這種狀況在北京第一衛生事務所成立后有所改變。

　　1925年，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系與北京京師警察廳協商，在北京市東城設立一個衛生示范區，一方面為了促進北京的公共衛生工作，另一方面也為協和醫學院學生提供公共衛生教學和實習基地。同時設立京師警察廳公共衛生事務所管理此區。該所工作范圍包括生命統計、環境衛生、衛生教育、疾病醫療等項。該所除為協和醫學院培訓醫護人員之外，還舉辦公共衛生醫師及護士進修班，以及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短期專科人員。1928年南京中央衛生署成立后，該所更名為北平市衛生局第一衛生事務所。該所的建立對發展當時全國的公共衛生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1926年8月，上海市衛生科成立，從而取代了前已設置的，徒有虛名的警察局和市府當局的衛生科。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公共衛生學院畢業的胡鴻基主管該科工作。其主要任務是負責公共衛生事務及街道清潔、生命統計、醫務管理、肉食檢查、傳染病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