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心理世界神秘難測，人們期待著心理學家能解決所有麻煩，這種想法催生了很多理論，但有人過于急著把不完備的想法付諸實踐，結果是全世界跟著瘋狂，這算不算另一種迷信？本文摘自著名心理網站“現代心理學”。

　　寫在前面

　　心理健康領域偶爾會孕育和發展出一些完全瘋狂的想法。例如，18世紀和19世紀的醫師基于相同的人性異常理論，使他們的精神病患者承受了怪異而殘暴的治療。他們設法打擊精神分裂癥患者，使其“重新恢復本我意識”。

　　比如，醫生們會讓病患流血直到他們昏迷，或者蒙住他們的雙眼，讓他們通過一個活蓋落入寒冷的水中，這就是所謂“令人驚訝的浴室”。這種“創意”不可能具有任何實際的治療價值。

　　本世紀人們同樣提出了一些令人質疑的理論和技術。例如在90年代，大批從業者試圖和言語有困難的孩子進行“更容易的交流”，他們的策略是將孩子的雙手引到計算機鍵盤上。一些孩子的表現聲稱他們曾經受到過性虐待，有一個孩子甚至用該方法寫了一本小說。然而，沒過多久接二連三的研究就證明了這些技術的無用，所有的想法都來自于那些推動者而非孩子。

　　但不幸地是，無論反對的證據多么有力，人們仍然經常堅持錯誤的觀念，包括這個“更容易的交流”技術。 在這里，我們列舉了十個心理健康行業中尚延用的觀點。有些時候它們的影響是好的；而有時，當把它們應用到實踐中，就會傷害很多人。

　　模糊之間探測人的內心?

　　在30年代，因研究白鼠和鴿子而聞名的行為主義者斯金納發明了言語隨機抽樣演示器，這一裝置無疑受到很多心理分析學者的歡迎。每分78轉的錄音向聽眾播放了模糊不清的短語，由聽眾來分析內容。

　　假如你聽到一些奇怪的發音，你會聯想到什么樣的單詞呢？可能會聯想到各種各樣的短語。投射測驗——是一種強迫人們對模糊的線索進行解釋的測驗，心理分析學者相信諸如此類的測驗能夠通向患者的無意識世界。畢竟，我們推測對同一種聲音做出不同解釋的人，他們的內心世界是非常不同的。 斯金納的測驗并未流行，但其他的測驗得到流傳。最著名的是在19世紀初期，由瑞士精神病學家赫爾曼羅夏為評估人格特性而發展起來的一系列的對稱墨跡圖。早期的詞語聯想測驗也被認為是一種投射測驗，該測驗要求患者對普通詞匯做出快速反應。

　　對這些測驗的早期評價稱贊它們是對人格的“十分安全的X光射線”，然而最終人們發現投射測驗的回答有可能隨環境、指導語和記錄者的改變而變化。如果不同的實驗室技術產生了顯著不同的X射線，那么我們就應該放棄這種測試。但投射測驗至今仍被臨床治療師廣泛的運用。近期對投射測驗的評論認為，與直接詢問來訪者這種更實際的方法相比，它揭示的信息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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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恢復的是誰的記憶

　　19世紀80年代中期，帕特麗夏在接受抑郁癥的治療中經歷了一種恐怖的體驗。她的治療師使用催眠和藥物治療幫助她恢復自己在童年受虐待的記憶——諸如拷打，食人，甚至參加了充滿殺戮的祭祀。她還被告之自己有300種交替出現的人格。帕特麗夏就醫兩年，病情并沒有改善。

　　最后她開始懷疑自己“恢復”的記憶是不是真的？她控告她的治療師及其助手和他們所在的醫院，最終獲得一千多萬美元的賠償。

　　帕特麗夏是80年代“記憶恢復”熱潮中的受害者。激進的治療師鼓勵來訪者回憶壓抑的童年被虐經歷。從1985年到2000年，引發了超過800起對“虐待者”的訴訟。其中很多以駁回告終，但有一些卻導致了自殺。

　　大多數案件都沒有確鑿的證據，所以許多原告在稍后就被釋放了。但是，如果這些“被恢復的記憶”是不正確的，那它們是從哪來的呢？為什么患者會接受這些記憶的真實性？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伊麗沙白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答案。她對目擊者證詞的研究證明，記憶很容易受暗示的影響。她拿一張犯罪現場的照片給受測者看，之后馬上讓他們描述照片上的停車標志，結果發現，很多受測者都回憶到這一標記，其實這一標記根本不存在。

　　換而言之，實際上，很多恢復的記憶都來源于治療師對答案有誘導性的提問，尤其在結合藥物治療的情況下，以及采用催眠和暗示性的釋夢，這些都很容易讓患者產生看似很真實的記憶。

　　最近幾年中，許多記憶恢復的“幸存者”在起訴他們治療師的案件中都取得了勝利，不過因為“錯誤記憶綜合癥基金會”的支持，恢復記憶療法仍在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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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愛”被政府借用

　　在19世紀70年代晚期，居高不下的犯罪率讓政府領導者很頭疼。心理健康領域的“嚴愛”理論被他們拿來借用。他們開始嘗試建立軍事化的訓練營，通過嚴酷的紀律和嚴厲的管理來控制犯罪者，試圖使他們變得誠實。第一個成人營地建立于1983年，10年后，至少15個國家為成人和青少年發展了類似的訓練營。

　　盡管最初的報告是全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但在90年代中期反映訓練營虐待的小說開始面市。在1998年，有人起訴亞利桑那州訓練營的五位職員，包括一名營地護士，與一個16歲營地成員的死有關。該死者身上有71處傷口和瘀青。最終該營地被關閉，16名營地職員的大名被記錄到國家兒童虐待者名冊。

　　然而，訓練營罪犯的累犯率達百分之六十甚至更高，比通過溫和管理的累犯率更高，這種現象很普遍。專家們經過長期研究發現，嚴酷的紀律主要教導人們苛刻地對待自己，并把這種憎恨轉化到紀律制定者身上，但這一發現對于訓練營的發展已經太晚了。幾個月前國立健康研究學會開始進行全國性的“嚴愛”計劃，但所有的評估都表明該計劃并未見成效。

　　用“我是天才”來暗示自己

　　著名的喜劇家加里森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故事里“所有的女性都很強壯，男人都很英俊，所有的孩子都超過平均水平”。
然而從統計學上來看，所有的孩子不可能都超過平均水平，除非他們在被自尊迷失的美國長大。

　　在19世紀60年代，“自我感覺良好”之風盛行，它已經代替了腳踏實地的做事，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到納撒尼爾《自尊心理學》的影響。到了80年代，許多學校每周開始開設三個小時的咨詢和自尊課程，一些學校提出了“每月優秀學生”的口號。教育心理學者米雪爾提出的自尊塑造課程激勵了上千種諸如“我愛我自己”的訓練方法，學生們在課堂上用“我是天才”，“我很漂亮”這樣的句子造句并記住它們。

　　但是，許多的研究都未能證明自尊訓練能產生持久的積極效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僅僅對自我感覺良好不是讓自我更有用的充分條件。近來的研究表明自尊訓練可能有害，因為它讓很多學生對自己的能力評價過高，比如，有一個研究顯示有高自尊的人更容易變得暴力和成為種族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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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依賴”使你越愛越錯

　　一般地，我們認為愛和支持是美好的事物，但在19世紀80年代，一些研究濫用藥物的作家和顧問聲稱酗酒者家人因為過多的愛而“縱容”了酒鬼的行為。
他們堅持“嚴愛”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更甚者，他們認為這些酒鬼的妻子與酒鬼之間存在一種“共依賴”的關系，認為她們極可能在童年時期是性虐待的受害者，虐待降低了她們的自尊，使她們更有可能去忍受那些不值得他們關心的人。還有些作者堅持認為所有的成人問題都是由于兒童受虐造成的。

　　而共依賴的定義很廣，幾乎代指了所有關于愛的行為或自我犧牲。銷量最好的麥樂迪的《不再互相依賴》和羅賓的《愛得太多的女人》更將這些觀念強加進了公眾意識，直到今天還影響廣泛。

　　相當多的證據表示共依賴觀念是完全不正確的。在1990年發表的一篇關于酒精中毒治療的綜合研究中，斯坦福大學的精神病學家魯道夫和他的同事得到明顯的結論：家庭支持幫助過量酗酒者保持冷靜。而以“嚴愛”的名義放棄酗酒者有時會促使一種病態復發，將給家庭關系帶來很大的損害。

　　至于兒童受虐的觀點，與已有證據非常地抵觸。并不是所有產生情緒或行為問題的成人都在童年時期受到過虐待，而且也不是所有遭受過虐待的兒童都必將在成年后發展出心理問題。

　　莫扎特的音樂神力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最優秀的，所以在過去的十年里數百萬的爸爸媽媽為自己的孩子播放莫扎特的音樂，最受歡迎的是D大調奏鳴曲。
在1993年，研究者弗朗西斯和戈登宣布為大學生播放D大調奏鳴曲能暫時提高他們的“空間推理能力”。而且令人驚訝的是，一些學生在考卷上也表現出優勢。因此研究者推測莫扎特的音樂（而不是其他的作曲家）對大腦有積極的影響。

　　該研究激起了大量的產業發展，其中大部分是由音樂學者坎貝爾發動起來的，他將短語“莫扎特效應”注冊成商標，他在1997年出版的相關書籍成為當時的最暢銷讀物。

　　盡管有證據表明高強度的音樂訓練的確可能對一般認知產生有利影響，但還沒有實質上地證據表明僅僅靠聽音樂——而且僅僅是莫扎特的音樂——就能產生顯著的或持久的效果。甚至早期的研究者弗朗西斯和戈登的研究仍值得懷疑，因為在1999年的重復研究中并未得到一致的結論。

　　在此之間，全國的醫院向新生兒父母分發莫扎特的CD，田納西州和喬治亞州的地方官員甚至把該實踐作為本州內的強制命令。

　　青春期就一定焦慮？

　　正因為有這么多壞想法，心理學界的許多污點也必然開始暴露出來。青春期的焦慮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一觀點由心理學先驅霍爾在1904年提出并被廣泛接受，他認為青春期是一個必然的情緒騷動期。這也為美國的問題青少年審判系統提供了一個基本原則，這個審判系統每年會處理超過一百五十萬的青少年。當然青春期焦慮也是大部分治療方法的核心觀點。

　　但霍爾的青春期觀念基于在一個錯誤的生物學理論——“重演論”，該理論認為每個生物個體的發展都是對物種進化發展的重演。霍爾推測青少年正在重演遠古的“野蠻”期——“一段暴風驟雨般的遠古時期”。到了19世紀30年代，重演理論被證明不具可信度，但這并未影響霍爾的理論，這一理論至今還在發展。

　　盡管青春期焦慮這一觀點在現代的文化中普遍深入，但青春的騷動并非不可避免。近期，研究者對186個工業化前的社會進行回顧，發現超過一半以上的社會都未出現這一現象。

　　霍爾的理論可能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社會用法律和治療來對待青少年問題（酗酒，吸毒，未婚先孕等），但卻引起了更多的青少年問題和叛逆。生活喧囂舞臺上我們所謂的“青春期”無疑是一種現代文明的產物，而不是人類發展史中的必然階段。

　　死亡的五個階段

　　伊麗莎白對死亡有一些特別的觀點。我曾經聽過她的演講，那是一次難忘的經歷，一部分是因為她在整個2小時的講演中連續不斷的抽煙。伊麗莎白在2004年去世，她的理論眾所周知，她認為患絕癥的病人會經歷死亡的五個獨特的階段：拒絕，憤怒，妥協，沮喪和接受，在她1969年出版的《死亡和死亡的過程》中有詳細介紹。

　　她的理論聽起來的確非常完美：最初，我們告訴自己我們并不是在走向死亡，我們不能接受，然后我們感到憤怒，而后感到沮喪，但最終我們接受這種必然性。她的理論流傳廣泛，擁護者馬上將垂死的病人與她的理論進行比對，據伊麗莎白的書推斷背離了她的五階段論是對病人有害的。

　　問題是伊麗莎白的理論是基于對絕癥病人的訪談上的，該模型的普遍性并未在實際中受到檢驗。

　　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收容所的牧師喬治菲奇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強調垂死的病人實際上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衰弱。最近，多倫多西奈山醫院的米雪爾聲稱伊麗莎白訪談的許多病人并不知道他們正走向死亡，這可能解釋了為什么這些虛弱的病人會變得憤怒及持拒絕的態度，因為醫院的員工包括伊麗沙白自己都向病人隱瞞了他們的病情。

    重生治療害死人

　　10歲的坎迪斯正在經歷“反應性依戀障礙”，這種障礙讓人無法與別人形成親密的人際關系。2000年的4月，她的養母帶她去見一個專業的“重生者”，他許諾能幫助坎迪斯重生。這種技術在19世紀60年代由《打破致命的習慣》這本書的作者倫納德奧爾開創。奧爾的技術訓練了超過一萬人，該技術主要是讓人們想象返回到自己出生的時刻。

　　“重生者”使用奧爾的方法來治療坎迪斯：四個成人用枕頭和毛毯圍緊著坎迪斯——這可以被認為是一個模擬的子宮。他們的想法是讓這個女孩通過模擬的產道后再出現在收養她的新家庭中，這樣她就能與新家庭建立親密的關系。然而，不幸地是，這名女孩窒息死亡，她的養母和這四個重生者都被控謀殺罪。

　　盡管重生法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在不合法的治療，但有時合法的治療師，如亞特蘭大的咨詢師沃特斯羅斯也將這種技術列入了他的治療工具冊中。沃特斯說通過使用重生法使一些尋找“個人成長”的來訪者的“治療加速”。她同樣提出了“團體重生”法。

　　在2002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宣稱“該技術不屬于治療學范疇，有時它可能帶來致命的傷害。”但只要治療師還在使用這個方法，只要來訪者不拒絕它，重生法還不可能消失。

　　不爽就要宣泄

　　宣泄理論認為，過去未解決的傷痛遺留下被壓抑的精力，這些精力導致當前的心理痛苦。
當一個人再次體驗與過去相同的經歷時，強烈的情感就通過精力宣泄出來。在19世紀60年代，極端的自我表現風靡一時，鼓勵人們用尖叫來宣泄的“尖叫治療“和激勵人們接近崩潰狀態的治療成為主流。許多人相信憤怒是某種可以被“控制”的力量，它是有益于健康的“發泄”或“釋放”。

　　但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出色的心理學家阿羅森認為表達自己被壓抑的憤怒可能讓自己變得更加的憤怒，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布蘭德最近的研究再一次支持這一觀點。

　　宣泄觀念是非常受質疑的，但反對它的案例也并非無懈可擊。沒有人能夠完全肯定何時宣泄挫敗或憤怒是有益的，何時是有害的。一些患者在治療中表達憤怒可以幫助他們學習和控制他們的消極情緒。同樣地，也有一些研究表明通過運動來表達憤怒有助于人們保持冷靜。

　　結束語

　　誠然，以上只是簡要的列舉。心理健康領域曾經產生出一些不利的觀點，其中有很多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盡管有的觀點已廣受質疑，但人們并未完全放棄他們；它們只是被移到該領域的邊緣，有需求的人們仍然在使用它們。

　　為什么這些觀點曾有那么普遍的影響，其核心所在是人們確信最終能找到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這種急迫的心理，導致當臨床醫學家或行為科學家提出一些最初步的意見和設想來改善我們的生活時，我們便像發現了救命稻草一樣緊緊地抓住它們并認定這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