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體檢是新條件下中醫適應醫療市場需求的有益嘗試，有著極大的市場空間和適應群體，但由于中醫的失語，使這條體檢之路顯得漫漫修遠。

    理論艱深導致“學術失語”
    我這里說的學術失語癥，是指因中醫的學術語言艱深晦澀，不管是一般民眾還是科技人員，都因對其理解困難不愿使用，常常使中醫學術語言在民眾或科技人員中產生歧義，也使中醫學在與其它學術體系發生碰撞時，導致中醫學術語術的話語權喪失，逼得中醫很多時候只能套用其它學科的學術話語來解釋中醫自己的學術理論，這種情況下，很容易造成中醫體檢所作的結論不是中醫語言，或雖是中醫語言，卻詞不達意，往往另生枝節。比如“陳女士是福州一家外貿公司的經理，近日，她去做了個中醫體檢。醫生一番把脈看舌問診之后說，陳女士的臟腑沒啥問題，只不過工作太忙引發了月經不調、神經衰弱，中藥調理一下就可以了。”（《中國中醫藥報》2005年7月29日）。根據中醫理論，外在的病癥表現，往往是內部臟器病變的結果，名之曰“有諸內必有諸外”。既然已經“月經不調”、“神經衰弱”（注：應屬中醫“郁證”范疇），怎么會“臟腑沒啥問題”？顯然，這就是中醫學術失語后，套用西醫方法來解釋中醫臨床現象所引發的矛盾。的確，用西醫學術語言來解讀，就實體的臟腑而言，真的“沒啥問題”。問題在于，體檢過后，病人是相信“臟腑沒啥問題”的西醫，還是相信臟腑有問題導致了“月經不調”、“郁證”（類似西醫的“神經衰弱”）的中醫。如果相信中醫，那中醫的臟腑又指的是什么？他與西醫的臟腑又有什么不同？類似這些問題很是讓病人難以捉摸。中醫不想學術失語，其語言又很難讓人讀懂；要想讓人讀懂，要么套用人家的語言，要么涉嫌學術內涵走樣變性，可見中醫體檢要真正走向全社會，就不得邁過這道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坎。

    學術失語導致“標準失語”
    對中醫體檢的診斷標準要求，不可能具體到西醫的“生化”標準那樣精細，醫技標準那樣直觀，但就中醫本身認同的一些臨床病征、指征而言，還是盡可能要求在作中醫體檢時，其論斷結論在中醫師之間必須體現出共認的同時，還必須做到社會民眾的共知，這是中醫特色的體檢客觀化標準必須具備的一個基本要件。因為中醫臨床診療活動時對指標的采集，大多是靠醫生的主觀感覺來獲得，而中醫個體的從醫經驗、思維取向、知性程度等的不同，對臨床指標的采集就不可避免地帶有趨向性，會給中醫體檢的最終結論帶來很大的“隨意性”，加之中醫所說的一個病證往往會涵蓋很多西醫病癥，一個西醫的疾病往往又分散在很多的中醫病證里。在中醫方面，一個 “心痛”既可能是西醫的“心肌梗塞”，也可能是西醫的“胃潰瘍”；站在西醫方面講，一個“癔病”，他可以診斷為“郁證”，你卻可以認為是“臟躁”。結果是中醫界的體檢標準失語，王醫生給了的“結果”，李醫生憑借自己的“豐富經驗”在一瞬間就給予否定了，不僅給受檢者造成不必要的心理恐慌，更讓人覺得中醫體檢不太謹嚴。所以說，中醫體檢既然已經開始進入市場，制定出一套有中醫特色的體檢標準就勢在必行，說它是中醫特色，我理解是，一是必須以中醫理論為指導：整個標準的制定必須是以中醫的理論為指導；整個體檢過程的方法標準、手段標準、所出具的結論標準必須是中醫理論所認同的。二是在中醫界內有普適性：這個標準出臺必須是所有中醫師共認、共知、共掌握的；不同的中醫師給出的體檢結論標準是一致的。三是必須體現中醫的話語主權：中醫體檢結論不能用西醫話語給出，更不能用西醫的話語來解讀中醫體檢活動。比如不能把“胸痹”結論為“冠心病”，不能以為中醫沒有使用聽診器就沒有進行聽診檢查……。這樣規定并不是排斥西，主要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學術沖撞，從而減少受檢者的迷惘，體現中醫體檢的嚴肅性。

    標準失語導致“政策失語”
    由于中醫學術的失語，在現行的診療標準、體檢標準里根本就沒有中醫的席位，即使是中醫自己的一些專業標準，由于難以與現代社會、現代科學技術語境相融合，很難在國家制定的政策里得到體現，比如《國家公務員體檢條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標準》等，就根本找不到與中醫有關的任何內容，醫療糾紛（包括中醫醫療糾紛）的鑒定，傷殘傷病的鑒定，司法機關的證據采信等，無一不是以西醫的標準為最終結論。當然，要在政策上找回一席之地，中醫必須解決學術失語的問題，而解決學術失語的根本之路在于中醫學術術語的易掌握性、易操作性、與現代語境的可參照性、病人和社會的可接受性等。比如，在大中專體檢時，有很多近視者，但中醫不把它叫“近視”而是稱之為“喜近怯遠”，按理中醫的這個病名比西醫的“近視”更為貼切，但它與現代社會的語境格格不入，社會的接受度也很低。再如西醫“黃疸型肝炎”中醫大多只能診斷結論為“黃疸”，然而，中醫的“黃疸”包括了西醫諸如膽、胃腸、胰等多臟器的病變，顯然給某位患了“黃疸型肝炎”病人下一個中醫的“黃疸”結論，必然會給病人對疾病的理解造成歧義，這也給制定相關政策的人采用中醫標準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難題，如果采用“黃疸型肝炎”這個結論，中醫體檢實際上也就成了西醫的結果，這是中醫體檢在和西醫開玩笑呢？還西醫在揶揄中醫？
可以看出，中醫體檢在政策上失位的背后，實際是中醫學術理論老化而喪失了學術話語權，民眾對艱澀深晦的學術話語可接受性差，相關部門沒有可掌握性和操作性的中醫體檢標準，也就不可能使制定政策的人對中醫體檢有什么特殊的“關照”了。

    普及中醫知識，唱響中醫話語
    中醫體檢這一新事物出現，如何引導大眾來適應和選擇這一行之有效的防治手段，是擺在中醫體檢倡導者面前的重大課題，應當說，那些西醫找不到原因，病人又覺得周身是病的“亞健康”人群，為中醫體檢提供了市場，但我們如果不在這個人群里唱響中醫學術話語，不在這個市場中確定出學術語言的主旋律，很有可能又會被西醫強大學術話語的聲音所湮沒，這一點，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比如，某病人經中醫體檢診斷為“不寐”，是“心血虛”引起的，如果這個病人不懂中醫學術話語的內涵，就完全有可能把西醫“心”和“血”等起來，他完全可能會說我剛做了“彩超”、心電，心臟一點沒問題，昨天我也剛做了生化檢查，一切都很正常。這實際上就是中西醫兩種學術話語內涵不同產生的歧義，他不知道中醫的“心”“血”和西醫的“心”“血”不完全是一回事，這是兩種文化背景導致的必然現象。由此可見，要使中醫體檢成為名副其實的中醫，固然我們還有很多理論層面的東西要做，但對熱衷中醫體檢這一廣大知識群體里的中醫常識普及工作，必須走在中醫體檢的前面，只有以他們為代表的廣大民眾真正理解了中醫，中醫體檢這塊市場蛋糕才能做大做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