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西方人心理上有一個很大的不同，西方人表達自己的消極情緒比中國人更直接，他們如果有心理問題，比較愿意直接對心理醫生說：“我情緒不好”。而中國人則不然，中國人較少直接表達消極情緒，認為去看心理醫生是一件丟人的事情。而一個人如果被別人說是“神經病”，那更是一種莫大的恥辱，甚至會跟你拼命。中國人的“含蓄”，往往會采取將“ 不愉快”深深埋藏在心底的“壓制”的辦法，來解決自己的心理問題。

　　這與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息息相關。在封建社會，平民不敢對統治階層表達不滿情緒，如果有人敢于批評皇帝，便會以罪論處；小輩不能表達對長者不滿，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妻子很少有權利表達對丈夫的不滿，否則就是不賢惠，不溫柔。這種“和為貴”的思想，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現代社會和節奏越來越快的都市生活中，反而成為部分中國人壓抑情緒的桎梏。

　　因此，面對抑郁癥，我們首先要轉變觀念。許多病人心存顧慮，擔心被別人輕視或稱為“精神病”，不愿意到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診，這無疑會加重病情。當極度壓抑的情緒和扭曲的心理激化時，他們可能會采取極端的行動來結束自己的生命或報復社會。但只要我們明白，其實抑郁癥就像感冒、發燒一樣，僅僅是個普通的病而已，而且也是完全能醫治好的。

　　由于抑郁癥的隱匿性，公眾對它的認知程度低，所以普及抑郁癥的基本知識，提高大眾的心理保健意識就顯得特別重要。有關專業機構的研究表明，抑郁癥及其他心理障礙患者明顯地缺乏基本的心理衛生常識及自我心理保健意識。抑郁癥病人常把自己的心理問題歸咎于軀體病因，進行許多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而對于抑郁癥的正確認知可以使患者不諱疾忌醫或有病亂投醫。

　　作為社會來講，趙國秋院長呼吁，建立抑郁癥社會緊急援助體制，盡可能通過立法，有效保障精神疾患者的利益，減少精神疾患的發生已非常迫切。其次，建立初級心理衛生保健制。初級衛生服務是一種基層醫療服務模式，保健醫生作為病人的知情人和健康顧問，對病人有提供長期醫療服務的義務。對于發現和治療抑郁癥及預防復發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提高非專科醫生對抑郁癥的識別和診斷處理能力。由于非專業醫生對于抑郁癥的識別率低，常使得抑郁癥的誤診率高，治療率低。抑郁癥患者，特別是所謂的“隱匿性抑郁”患者，常以軀體性變化到各級綜合性醫療機構就診。如果非專業醫生能夠及時地給予識別和處理，將非常有利于該病的防治工作。

　　浙江省心理衛生協會秘書長孫建勝告訴記者，在發達國家，每千人就會配備一名心理醫生，而浙江省目前只有近20 00名心理醫生，這與發達國家相距甚遠。私人心理診所在浙江更是聞所未聞，更不用說在社區設專職醫生幫助那些需要解開心結的人群了。而國外，一個人一旦出現不愉快，就很自然的想到去找心理醫生，也能很容易找到心理醫生。

　　作為我們來講，如果周圍朋友患了抑郁癥，應當對他加以關懷和幫助，而不是遠離、歧視或者嘲笑他。

　　我們應學會寬容和寬恕，擁有一個良好的心態，提出合理的期望水平，你的一生可能不很偉大，但卻活得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