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像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由內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一樣，抑郁癥除了人本身的原因外(有一定比例的患者與遺傳有關)，還與社會因素有著很大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講，許多抑郁癥患者的發病，與“社會病”有關。

　　近日，記者在一次聚會中，一位朋友告知，由于關系到職位的升遷和薪水的增加，擁有本科文憑的他急需一張碩士文憑。而他因公務纏身，根本沒有時間也沒精力去準備和考試，因此，最近老是失眠，服藥也沒用。記者善意地提醒他要給自己解壓，學會自我放松，否則很有可能患了“傳說中”的那個抑郁癥。朋友聞之大驚。但一出此言記者便覺后悔，生怕會給這位仁兄再增加“抑郁指數”。

　　目前我們的社會，存在著狂熱的“惟文憑是舉”現象。找工作、選拔干部等等都需要文憑。文憑成了人們改變自己命運的必備條件，但這卻是一個誤區。文憑只是證明某人在某時受過某種教育，并不代表真正意義上的學歷。擁有一張本科文憑，只是漫長的學習生涯的一個點而已。點是代表不了線的。我們在考察某人知識儲備時，應該看一條線而不應該看一個點。所以，我們現在的“惟文憑是舉”的人才觀，的確是埋沒了不少人才，也害了不少人。

　　浙江有一位知名作家，在文學創作上相當有才華，而且也是一家省級刊物的編輯部主任。然而有一天，他卻選擇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周圍朋友惋惜不已。他自殺的原因是竟然是由于在參加評高級職稱時過不了英語關，最后得了抑郁癥而導致。

　　我們反思，這么一位才華橫溢、甚至被圈內人譽為中文專家的作家，僅僅為了一個職稱的評定，一門在他研究領域根本用不著的語言考試，而奪去了他的生命。除了他個人心理承受能力原因外，時下對社會上各種職稱的評定制度有必要提出質疑，好像英語就是咱“祖宗爺”一樣，任何角色都不能少了它，英語在我們國家不是把它作為一種語言來用，而是作為一種工具。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為此“路漫漫其修遠兮”？不知道有多少人為此而焦躁不安。

　　記者有次去北京出差，路過一政府部門時，看見門口有一男子穿著邋遢，手拿狀紙，口中喊道：×××喪盡天良，天理難容啊！旁邊的警察和便衣冷冷盯著那個男子的一舉一動。每當一輛豪華轎車從門口經過，他都會跑上去喊“幫幫我”。他覺得坐在高級轎車里的一定是個大官，一定能為他作主。但汽車往往疾駛而過，只對他留下一縷尾氣。那男子就一直喃喃自語，不知道在說些什么，他的精神顯然在某種因素刺激下變得不是那么正常了。男子那種上訪無門的絕望、悲憤表情在記者腦子里久久不能散去。雖然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委屈，但卻完全可以理解老百姓那種求助無門的心情。

　　時下政府有關部門“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依然存在。老百姓最起碼的上訪求助渠道因某些人為原因而被堵住，上訪制度還沒有得到完善。此外，上訪人員最起碼的人生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證，被報復、阻擾、打壓現象屢見報端。許多老百姓因此而“積郁成疾”。

　　最近幾年，關于民工因為討不到應得的薪水，郁郁寡歡，繼而自殺的事也屢有發生。2004年河北省廊坊市拖欠1 0多億，解決僅300萬的現象，使得成百上千的施工者和民工在無望中等待自己的血汗錢，個別民工因為在長達近兩年的討債中陷入絕望而當著當地市委領導的面自殺。

　　但有的人卻冷漠地稱之為“自殺秀”。是誰讓民工的生命貶值了？是民工自己嗎？動不動“跳樓”和“自殺”，這好像已經成了一個屢試不爽的“法寶”了。可是，這是他們自己愿意的嗎？假如失去生命，討回的那點利益又有什么意義？真擔心有一天，當那些人看慣了“跳樓秀”和“自殺秀”的時候，當民工們連一死都不足以起作用的時候，民工兄弟還能拿什么來維權？

　　“社會病”有各種各樣，但似乎有一點是較為明顯的：社會的不公，是許多人得憂郁癥的重要原因。這些不公有：對社會公共資源占有方面的不公、分配的不公、就業的不公、受教育的不公、在享受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的不公等等。在這些不公面前，得利益者自然心安理得、快活無比，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普通大眾中，便會有為數不少的人因長期抑郁而生活在地獄之中。此時，他們往往會用自殺來“了卻殘生”。

　　當然，“社會病”并不是我們獨有的。只要有“社會”的存在，便會有“社會病”。我們國家現在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按照一般的規律，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時候，社會的各種矛盾會顯得特別尖銳和突出。因此，我們必須了解處在這一時期的特性，并且運用各種手段，平穩地渡過這一時期。黨和政府現在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其意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