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訴他們，家里人生病讓他們自己打車去，你不要送，浪費時間。社會就這么殘酷，你要盡家人的情義，甲方轉頭就把活給別人了。

    “你永遠想象不到10年后自己是什么樣子。因為你不知道那個時代是什么樣子，人往往只能跟隨時代，隨遇而安。”

    北京城東，36歲的張玉彬，坐在裝修效果極具沖擊力的寫字樓里難掩疲憊。“現在錢多了，頭發少了。這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覺得累。”

    張玉彬的理想隨時代變化。小時候想做軍官，上世紀80年代初“科學的春天”到來的時候，他的楷模是牛頓。1984 年考天文系沒中而讀了建筑系。“那時不知建筑能賺錢。現在看幸虧沒去學天文。”

    1996 年，他放棄了做大建筑師的理想，離開設計院，開始做自己的建筑事務所。為了賺錢。“我發現沒有錢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也不會有享受的東西。”

    為了照顧家務，他的妻子放棄了外企的工作，這給了他更大的壓力。“很多情況下為所愛的女人拼命做是一種動力。這個資本原始積累的時代，每個人的壓力都在增加。我是男人，我肩上是兩個人的希望，或者叫欲望。”

    開始極為痛苦。“我找設計項目，合伙人畫圖。3年，我晚上沒有12點之前回過家，早上沒有晚于8點出過門。”他對合伙人提出了嚴苛的要求。“我告訴他們，家里人生病讓他們自己打車去，你不要送，浪費時間。社會就這么殘酷，你要盡家人的情義，甲方轉頭就把活給別人了。”

    2002 年，公司終于進入了良性循環。在擁有了寫字樓和別墅后，他悲哀地發現自己陷入了惡性循環，“我已經停不下來了。丟掉一個小活我都有犯罪感。”

    這應該歸因于貪婪還是責任感？“也許我有錢會給別人壓力，但是人家也給我壓力，比我有錢的人多了。而且，公司現在有50多個員工，你要讓人家覺得跟著你干值，就要繼續拼命去做。”

    無法停止還源于內心的恐懼。“我已經適應了每天換一件白襯衫的日子，你能想象騎自行車或者擠公共汽車不能開車的痛苦嗎？我不愿意那樣。也不愿意跟我干的人那樣。”

    “家庭基本都拋棄了，我回到家幾乎有一種負罪感，分享家庭生活的樂趣？我做不到。”

    “當別人用羨慕的語氣恭維我的時候，開始內心會有一絲得意吧。但是現在不了……因為你付出太多壓力太大，把這絲得意也沖淡了。”

    張玉彬害怕一輩子這樣。“我的生活就像查里·卓別林在影片《摩登時代》中所描寫的，被固定在蒸汽機旁以極其危險的速度沒完沒了地車螺母和螺栓。”他又給自己設計了新理想：45歲停止工作，開著越野車到沙漠里游蕩，以及，偶爾做自己喜歡的設計。但是一說出來就遭到了周圍人的反對。“他們說我可以干到60歲。”

    ●“就像穿上了紅舞鞋”

    因為大部分中國人小時候太苦了，成功路也走得太難了，所以一旦有了點什么就握得很緊。所以，幸福的童年很重要，會帶給他寬容與平和。

    “就像穿上紅舞鞋一樣。”45歲的褚斯鳴剛剛開始真正屬于自己的事業，他這樣描述欲罷不能、無能為力的感覺。“或者用咱們樣板戲里的一句話：皇軍要當你的家。”

    5月10日一早，褚斯鳴到股市低價割肉后，如約坐到北京東四附近一家店里，忙碌地吃比薩餅，飛快地說著話。

    褚斯鳴曾用一種充滿優越感的語氣來分析為什么中國人成功以后那么“舍不得”。“因為大部分中國人小時候太苦了，成功路也走得太難了，所以一旦有了點什么就握得很緊。所以，幸福的童年很重要，會帶給他寬容與平和。”

    褚斯鳴有一些引為自豪的家世。比如：曾祖父曾是浙江光復會的領導人，做的是推翻帝制的事業，“蔣介石曾是他手下的敢死隊隊長”。祖父一代是第一批出國留學的人，希望技術救國。父親那一代帶頭去了延安參加革命。而他自己，也得益于總在時代潮流中，1986 年中美聯合漂流隊漂長江，他是中方隊長；1990 年出國讀書，回來后辦公司、炒股票，42歲時還滿懷熱情地去了一家網站。

    2001 年5月18日，他開始興味十足地做“圓領部落”：從國外買了各色精致圖案，印在精良的T恤衫上。“圓領部落”擴展到全國30多家店的今天，他發現游戲變成了生存問題，他終于不能再有過去的寬容平和灑脫。

    “每天早上醒來，噩夢一樣，我得給員工發工資啊，要付房租啊，供應商要來討債。一團黑云壓在頭頂。一輩子要逃避的東西，終于還是躲不過。”

    “生活再不是那么輕松好玩了。不光是我變了。整個社會都變了。在這個社會里，說一個人是好人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人們傾向于用物質來衡量。比如新聞媒體說李嘉誠是全球華人的榜樣，在于他成了華人首富，而不是他做過多少有益的事情。數量上的東西有改變，但是生活質量卻下降了。我知道這是不對的。但是我沒有辦法。我不能揪著自己的頭發脫離地球，所以還要玩這個游戲。”

    褚斯鳴描述他周圍的競爭環境。“那些店都像南方一樣開著門，為了顧客量大，進出方便。一個店里有20多個員工，噼里啪啦地拍著巴掌說進來看看快來買呀。旁邊那家也是一模一樣的藍的白的紅的大背心，只不過這個叫班尼路那個叫真維斯，也拍巴掌快來買呀快來買呀。他們的T恤可以便宜到19元一件，一年四季都像擺大攤一樣地賣衣服，競爭到白熱化的程明擺著沒有任何利潤了，但是大家全陷到里面，品牌服裝做成這樣有必要嗎？”

    褚斯鳴現在幾乎沒有時間休息，每天干個沒完。“開始我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是做做著就身不由己，我還不能甩手不干，那是流氓行為。你老人家不干了，員工怎么辦？經銷商么辦？由于我面臨嚴酷的競爭，我的員工的人力資本也要控制，他們被迫要工作很長時間，也可能掙到很多錢，生活的質量完全喪失，這是在拼什么東西呢？”

    他的學者父親曾翻譯過一本書，關于渦輪資本主義。“就像渦輪發動機一樣，每個人身其中都是身不由己。誰都在加速，你也在加速，沒有人停下來問問，這是為什么呀。”

    “我覺得這真不叫生活。想不干的時候，連退路都沒有。我們被卷入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狂競爭，這種競爭的殘酷在于把跑得最快的人拉出來再比賽。就像奧運會比賽，最后只能有個冠軍，其他人都是失敗者。你必須爬到金字塔的頂端。”

    更要命的是：去年，他結婚了。“人家就要做你一多半的主了。”

    ●“正因如此，才更覺得失落”

    有時會在街上遇見當時一起插隊的同學。這位給一家大的房地產公司做項目代理的同學總是抱一只毛發順暢的小狗，春風得意的樣子。朋友的關系自然越來越遠了。

    有些人因為在渦輪中飛轉而痛苦，另一些人正經受處在渦輪邊緣或者已經被甩出渦輪之外的失落感。他們大多是40歲以上的中年人。

    標準中年男人的生活是這樣的：承擔工作上的重任，挑起贍養老人的職責，為子女的教育殫精竭慮，籌劃自己的老之將至的生活。

    40歲以上的人出生時家庭經濟困難，上學時趕上“文化大革命”，沒有受過按部就班的系統教育，或者有足夠的教育時間卻沒有足夠的教育質量。飛速的社會轉型中，很多人沒有足夠的技能來應付以后的社會發展。

    除了先天不足，失落感還來自“后喻時代”。一種社會學的理論說：人類正在從前喻社會向后喻社會轉變。在前喻社會，寶貴的是經驗，老人因而備受尊重；而在后喻社會，有價值的是接受新知識的能力，世界屬于年輕人。

    繼續深造的熱潮在中年人中已經持續了幾年。參與最積極的是機關、高校和企業的中年人。

    機關：干部年輕化，中年極限的規定將阻止提升。

    高校：必須是重點大學碩士才有資格在這里任教，最受歡迎的是博士。

    企業：這里需要更新換代最快的知識，比如金融證券。

    北京，40歲的于先生曾和兒子一起學電腦。無數次經歷電腦死機那固定不變的恐怖畫面后，他終于能夠很流利地處理文字，又義無返顧地要學會上網。“我一定要了解電腦是怎么回事。我覺得很吃力，但是吃力也要這么做，這些不涉足就會被社會淘汰，很快就會下崗。”

    北京鐵路局的老李，已經面臨就業問題。在路局機構調整中，他所在的部門被撤消。51歲的老李從部門領導的位置上被安置到了另一部門的閑職。他終于意識到：將來下崗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老李初中畢業后到外省插隊。1976 年回到北京，在鐵路部門干了一輩子。他的愛人也在路局工作。調職后，他的薪水就沒有愛人高了。“正因為這樣，我才更失落。她真不埋怨我。可設身處地想想，男人還是應該掙錢比女人多。”

    有時會在街上遇見當時一起插隊的同學。這位給一家大的房地產公司做項目代理的同學總是抱一只毛發順暢的小狗，春風得意的樣子。朋友的關系自然越來越遠了。

    盡管老李口口聲聲說“不后悔”，但他的自責顯而易見。“人家奮斗努力了比我強。我沒有危機意識，安于現狀，懶漢思想嚴重。單位花錢曾讓我去考了一次鐵道部管理學院。考了一次沒考上，我就不考了。”老李只對一件事情承認后悔：“當初我有點權的時候，怎么沒活動活動心眼，弄點……”

    他兩個手指一捻。

    現在老李開始給兒子施加壓力。21歲的兒子剛剛開始工作，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樣子。

    “下一代可不能有知足常樂的思想。你將來要結婚，沒有買房子買汽車的打算是不行的。”

    他曾求人幫忙給兒子介紹對象，對方開玩笑的回了一句：有房沒有？沒房還想介紹對象？

    ●“我這樣做對嗎”

    有時陳飛這樣想象：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人，在最輝煌的一刻消失，做回自己。

    “看電視，庫尼科娃說，我是一個昂貴的消費品，一般男人消費不起。”25歲的陳飛，北京一家廣告公司職員。“沒錯，這是真理。漂亮的女人總是和有錢的男人在一起。”

    到一家客戶的公司，陳飛曾試圖和前臺小姐搭話，對方開口：沒見你開車來呀。“我淡然一笑就走了。”陳飛說，“一團火被一盆冰水澆滅了。”

    陳飛說不清楚是不是這件事情導致了他后來的行為。在工作的同時，他開始為自己談項目。“做原始積累，很土的一個詞。”他說，“一切都是以物質為基礎。作為一個好男人，應該讓自己生活得優雅一點。”

    還有頻繁的約會，既然總是有人主動以身相許。“我在廣告公司的位置有參與決定的權力：誰是拍廣告的合適人選。我的目標是100 個，現在達到了75。”

    雖然聲稱自己討厭“以金錢和利益為目的的交易”，陳飛卻無法停止這種數字積累的游戲。“我只是想要內心不再孤單。盡管結束之后更加空虛與孤單。停止？失望之后還會有一次次希望。就像望梅止渴。”

    有時陳飛這樣想象：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人，在最輝煌的一刻消失，做回自己。

    另一個想象是：在一個江南水鄉小城，開一個咖啡館，和一個安詳的女孩子淡淡地相處。

    他不知道哪個是自己更想要的，“我對看不到希望和沒有把握的東西不抱任何期待。”他含糊地說。

    30歲的岳峰有著另外一種茫然，這是他而立之年的重大選擇：是不是和一個比自己有錢的女孩結婚。女人和比自己有錢的男人結婚似乎無可非議，相反卻需要勇氣。

    岳峰大學畢業，在一家大家心照不宣地偷著懶的國有企業，做著一份不能提高自己、也不能掙大錢的工作。但這個工作有一點好處：“能讓我開著單位的凌志壯壯門面。”

    可惜關于車的較量只能強化他的“相對貧窮感”。“夏利沒什么面子，一開出去老讓人欺負。看到那些處處表現的家伙又挺氣的，有人耀武揚威從車上下來，恨不得將奔馳的標插插腦袋上似的。最近一次是看到一個二線演員，開一豐田大吉普，特別美的樣子，恨得我牙都癢癢，想著是不是先把他車胎扎了？”

    岳峰向往的是健康生活：“踢踢球，聽聽交響樂，和一幫朋友胡說八道。還有個夢想：周游世界。”但他看不出有什么辦法能實現他的向往，直到認識了一個有錢人家的獨生女。

    “好像有一個保障，離理想生活近了一步。”他說。

    “我還真不是主動勾引人家，她先約我的……其實我也不是一點不愛她……我不圖錢，就是為了將來不特別為她奔命……現在至少我沒用他們的錢……”

    斷斷續續講述的時候，他不時停下來，問：你說我這樣做對嗎？

    終于他停止為自己尋找各種理由，承認：要是他們將來不主動給女兒錢，我肯定會失望的。

    “從小受的教育不應該這樣做，也許這是一個錯誤選擇，有一天會遭報應的。也許有一天，我還會給你講這個故事的悲慘結局。”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南方周末》2002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