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刻畫自己的身體，作為一種儀式，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這是表現我們身份與信仰的最直接方式。”美國國家地理協會的住會攝影師克里斯·瑞納談到他的最新攝影作品集《來自遠古的印記》時如是說。在過去的7年中，瑞納走過近30個國家與地區，拍攝了上千張以文身，體繪與穿刺圖案為對象的黑白照片:無論是玻利尼西亞土人，倫敦街頭的朋克，還是日本暴力團成員。他們宛如畫布的身體都在展示人類原始文化在面對現代社會，以及現代文化回頭追溯他們的原始根源時產生的強烈沖突。

　　的確，沒有一項與人體美相關的藝術形式，能夠像文身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各種非主流人群撿起來，充當一塊砸向現代工業文明的石頭。從17世紀那些文身以防自己尸體不能辨認的海盜與軍人，到上世紀70年代涌動在倫敦著名朋克服飾與刺青商店“煽動分子”里的失業青年，似乎都驗證了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馬格麗特·米德在《文化與承諾》里所做的斷言:“在刮痕與傷疤之間，一個新的皮膚審美空間誕生了，這些技術無疑是一種對于理性市場和現有社會秩序的政治回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當文身青年的隊伍成倍擴大時，他們卻發現自己抗拒主流的姿態成為了自己成功的犧牲品。文身不再像米德的師姐露絲·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宣揚的那樣，是一種社會信仰與價值體系的圖解，或攜帶者企圖與神秘的自然交流的媒介，它變得跟招安后的搖滾樂，DV電影一樣，不過是一件商品。曾畢業于耶魯大學藝術學院的美國先鋒女畫家艾奧娜·羅賽爾·布朗于去年在紐約舉辦了一場主題為“3A女郎”的個人作品展，畫面上充斥著穿著Levis牛仔褲和超短裙，露著美式文身的日式浮世繪美女。布朗說誘發這一系列作品靈感的東西很簡單，就是東京街頭那些被稱為“Gunero”的青少年，席卷全世界的Hip-hop文化和Mtv的犧牲品:他們故意曬黑了臉蛋，染黃了頭發，再給自己弄上一個加了散沫花染劑，文后兩星期就無影無蹤的體繪。Gunero在大洋彼岸也有志同道合的伙伴——那些住在富人區，卻聽埃米納姆，花上千塊購買ESDJ，FUBU的滑板服飾，露著胳膊上不知所云漢字文身的白孩子。“身份變成了消費，而消費也成就了身份，無論是浮世繪，文身還是Hip-hop服飾，都不過是無節制消費的表面載體。”布朗在她發布于《紐約時報》，名為《席卷世界的卡娃伊潮流》的藝術評論中如是說。

　　文身的叛逆已經成為了虛聲恐嚇，它承載的傳統道德同樣也同樣成了一尊泥菩薩。看過北野武電影的觀眾很可能覺得每個日本幫派分子都背著個巨大的浮世繪文身。對于新加入者來說，文身跟剖腹斷指一樣，是一種肉體與意志上的考驗，代表對組織與黑道準則的忠誠。不過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亞洲特派記者大衛·卡普蘭在其力作《暴力團——日本地下犯罪組織》中的描述，新一代的暴力團成員摒棄的不僅僅是組織首領家長式的忠誠，也包括巨大的“穿墨”與“半甲”式文身；73%的幫派分子認為文身與斷指是他們日后“漂白”的最大障礙，難怪在《Brother》里北野武扮演的老黑幫山本要跑到舊金山去發展組織。就在《Brother》進軍好萊塢的那一年，加拿大人類學家羅伯特·斯賓塞宣稱，由于年輕一代極地原住民逐漸摒棄了傳統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至少有3500年歷史的愛斯基摩傳統文身圖案正在逐漸消失。在圣勞倫斯島上，只有不到10個愛斯基摩人擁有傳統式樣的文身，其中惟一一位掌握文身技術的是93歲的部落首領愛麗斯·耶瓦斯維克。而夏威夷大學人類學博士崔茜婭·阿倫在考察時失望地發現，在文身(Tattoo)一詞發源的玻利尼西亞地區，文身也失去了它們所承載的宗教與社會意義，純粹變成了為吸引旅游者獵奇心理的炫耀裝飾。為了保留這些圖案的“原汁原味”，原住不得不借助如卡爾·馮·斯特恩《馬克薩斯人與他們的藝術》等歐洲人類學家著作中的資料來完成文身。塔希提島上的原住民開始混用其他部落的文身，甚至讓出錢的游客獲得那些只有部落首領、巫師或勇士才能擁有的圖案。

　　那么，為什么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仍然有源源不斷的死硬分子要求給自己的身體打上一個印記？也許瑞納說得對，在這個身份模糊的年代，不論年齡，文化與種族，人人都在尋求一條捷徑，以一種特殊方式建立一個可以接納自己的群體。除了文身，我們還會有更多密碼和口令，讓命運和志同道合者不會擦肩而過。